“2020年煤炭占比降到60%以下很难”

《中国电力报》：您刚才提到了能源结构调整，那么您认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比较合理的能源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？

张国宝：这个问题也是能源界很长时间以来讨论的问题。中国有一句在能源领域广为流传的话 “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很难改变”，因为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确实非常突出。就拿电来说，原来78%的装机都是燃煤机组，发电量的83%都是燃煤发电，比例非常高。现在降低了一点，仍有70%是燃煤机组。这个比例和西方发达国家来相比正好是倒过来的，发达国家煤炭占比大概是30～40%。

虽然最近几年新能源的比重在上升，但是去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仍高达65.7%，这还是在上一年减少了0.9%的基础上。我国计划2020年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达到15%，但实现这个比例并不是很轻松的事情。我曾经是“十二五”规划纲要的起草组成员，那时候对于到“十二五”末非化石能源的比重到底占多少，有过很多争论，后来我提了11.4%的目标，定这个目标的目的是让各年度均衡完成总体目标。

现在我们已经到了9.8%，距离11.4%还有1.6个百分点，两年时间内每年都得完成0.8%，这个任务并不轻松，所以对我们来讲调整能源结构并不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任务。

《中国电力报》：前些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还曾不升反降。

张国宝：现在是在提高了。我国非化石能源除了水能，其他占比还太小。即便是核电，在整个发电量里也就占1.97%，连2%都不到。风力发电这几年上来了一些，去年发了1340亿千瓦时，达到了2%。真正挑大头的还是水能，水能做了最大的贡献。

《中国电力报》：您认为，到“十二五”末或者说2020年，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到什么水平是比较合适的？

张国宝：我认为煤炭比重可能降不到60%以下。现在是65.7%。如果能够做到63%，我认为就很不错了，这要付出很大的努力。我们原来做过一些方案，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以前，我们试图想把核电搞到8000万千瓦，即便达到这个数字，在电力里面占比也只有4%~5%，在一次能源里面比例就更小了，即便8000万千瓦这么一点，现在都没有实现。

“自备电厂和燃煤小锅炉的压减有很大空间”

《中国电力报》：在煤炭比重下降的速度比较慢的情况下，煤炭的清洁利用这篇文章就非常重要了。这篇文章您觉得应该怎么来做？

张国宝：对于这一点大家倒是有比较多的共识，就是在强调发展新能源的同时，提高煤炭的清洁利用程度。因为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很高，尽管这些年比例在降低，但煤炭还是最重要的一次能源，中国不大容易甩开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。

那怎么办呢，我们要看到煤炭一半以上是用来发电，所以发电如何更清洁就成了一条路径。要降低煤耗、提高发电效率（现在是321克/千瓦时），有没有进一步降低的可能？我想还是有的。还有就是进一步淘汰落后的小机组，虽然平均煤耗已经降到321克/千瓦时，但是400克/千瓦时以上的机组还存在。

特别是自备电厂这一块儿小机组还不少，因为前几年淘汰小机组主要是淘汰公共小机组，不怎么涉及自备电厂，所以现在保留的自备电厂还是有很多。自备电厂分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不得已，厂里生产需要蒸汽，是工业流程的需要，所以必须要有自备电厂，再比如造纸厂，它有很多废渣废液，需要烧掉它，可能就要有自备电厂，这是两种不得已的情况。另外一种情况是税制造成的，工厂从电网买电，1度电可能要5、6毛钱，而自发自用可能3毛钱就够了，因为厂内消耗不用上税，这样的财税制度实际上在鼓励工厂自己搞小电厂，尽管自备电厂单位能耗高，但是企业的综合经济效益却是好的，所以关掉这部分自备电厂，让企业从大电网买电，还需要在财税制度上进一步设计。

《中国电力报》：目前我国火电机组上大压小的空间越来越小了，您认为除了用大机组替代小机组外，还有哪些方法可以降低燃煤污染物的排放？

张国宝：现在10万千瓦以下的公共机组已经不多了，剩下的是一些为了供热暂时淘汰不了的，但这部分机组也要慢慢淘汰。火电减排最重要的就是除尘、脱硫和脱硝。除尘装置现在已经非常普遍，但是除尘也还要分高效和低效，比如布袋除尘比电除尘要好一些，还有一些改进型的电除尘技术也不错，这方面有些电厂做的很好，但是还有很多老电厂没有改造。脱硫现在也很普遍了，而且现在推出了脱硫电价，你不脱硫就是另外一个电价。脱硝现在还没有普遍，这方面我们还有努力的潜力。

还有一个就是分散小锅炉和家庭燃煤，这部分污染更严重。所以我们在大城市还应该进一步推广集中供热。现在很多城市的学校、企事业单位和一些工厂还在烧锅炉。这部分燃煤我认为不一定用天然气来替代，可以继续燃煤，但要采用集中供热机组。

说到供热机组，它在北方非常普遍，而且很多是老旧机组。现在我正帮清华大学推广他们的热泵技术，就是把电厂冷却水的热量提出来，作为城市供热用。这些技术的节能效益是非常好的，原来电厂的冷却水是从冷凝塔蒸发冷却了，这部分热量就白白流失了，这个技术在中国还有很大的推广余地。

“看好煤制油气，不看好IGCC和天然气发电”

《中国电力报》：提到技术问题，现在IGCC是比较清洁的燃煤发电技术，您怎么看待这个技术的前景？

张国宝：清洁燃烧目前还有很多争议，大家的看法还不一致，有很多人都推崇这个IGCC，我本人是不大欣赏这个IGCC的，因为把煤气化再来发电，其实全生命周期中它并没有完成多少减排，另外它的造价、发电成本很高。推广起来还是相当困难，除非国家给高电价，否则这样的电厂很难存活下去。

煤炭的利用还有一个思路。就是现在煤炭的价格已经比前两年低了很多，一吨要低300块钱左右，主要原因是供大于求，前几年价格太高刺激了煤炭产能释放。现在说要压减燃煤，那么煤炭行业的人就苦得很，所以我提出把一部分煤不再用作燃料，而是作为原料，用煤来制油、制烯烃，既不直接烧掉它，又找到了新的出路。

《中国电力报》：煤制油气也是存在一些争议的技术。您曾提到能源变革的一个关键就是技术创新。请问近年在能源领域发生的技术变革，哪些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？

张国宝：这个有很多，比如我对煤炭转化技术印象就比较深刻。我曾经提出过煤炭可以变燃料为原料的观点,可能有些国家不认同这条路,但是我认为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还是非常适合的,为什么呢？一方面中国还有这么多煤炭资源，要寻找出路，另外一方面就是能源安全,现在谈论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，本质问题实际上是石油安全,我算过一笔账,我们国家能源对外依存度实际上并不是很高,拿去年的数字来说,去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是37.6亿吨标准煤，能源生产总量是33.88亿标准煤,能源自给率仍然高达90%，对外依存度也就是10%，总体自给率还是很高的。

美国的自给率都没有我们国家高，2012年美国的能源自给率只有81%,他的对外依存度比我们还高,虽然这两年美国页岩气、页岩油的产量有所提高,但是它的能源自给率仍然达不到90%。所以我国90%的能源自给率是并不低的,那核心问题就是在油上,油的自给率已经降到42%了,就是对外依存度达到58%，去年我们进口了2.8亿吨石油,自己才产了2亿吨。

所以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，在能源的持续供应。最担心的问题是石油供应中断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可以用煤来制油，但是要适当的发展，不是要遍地开花。适当做一些对我们的石油来说是非常有益的补充。而这个技术,我国做得非常好。还有煤制烯烃,我们也是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工业化。因为我们中国有8000多万吨油不是用来做燃料，而是用来做化工原料,现在这部分我们可以用煤替代一部分。

《中国电力报》：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天然气的问题。刚才聊到能源清洁利用的时候，您特别强调用清洁利用的煤炭来替代不清洁利用的煤炭，而不是用天然气。您认为天然气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，您看好天然气发电的前景吗？

张国宝：去年我国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上升了0.4个百分点，已经达到了5.8%，但是和发达国家的30%来比，我们还是个小数字。但是达到这个数字也不容易，我们进口气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31.6%了，我们去年天然气消费增长了25%，增长率特别高，整个能源是增加了3.9%，所以大家对天然气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。

现在大家认识到天然气一个是清洁，一个是使用方便。我们去年进口是530亿立方米，大概管道气和LNG各一半，进口管道气主要是中亚来的，LNG去年进口1700万吨，下一步天然气的进口还会增加。

天然气最大的制约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气量不足，二是价格过高。去年进行了价格改革，改革成存量气和增量气，如果用增量气来发电，一度电的成本大概要1块钱，和煤电差距比较大，跟太阳能差不多，所以目前天然气发电还只能作为调峰来用，或者作为分布式能源的动力来用，或者冷热电三联供，但是对于三联供价我也开过座谈会，包括北京市燃气公司都认为三联供这个气价也做不下来。除非国家价格政策能够放开，否则限制在这个价格范围内，没有价格疏导机制，连天然气的分布式能源恐怕都很难做得下来。